感染者文集
1.5 再一次的選擇。無間行者

我們終其一生大部份時間都是處於混沌的狀態,不但會被矛盾的想法、感覺、與情感耍得團團轉,還會因此作出連自己也不太能理解得到極其矛盾的行為,就似是縱使我曾提及到在感染到愛滋病後,受到那緊箍咒捆綁下如何更加有肆無恐地沉溺於那藥愛體驗當中,或是嗨煙狂歡如何比糖偉狂歡更能使人迷惑,能不分晝夜地參與一場又一場沒完沒了的賽事。可是受著規訓所控制而將規範內化,再演變成自我價值觀並產生捆綁作用(自身行為的監視者),我所領悟到的是並不能因此而玩物喪志,把整個生活都沉淪於其中不能自拔,所以我一直以來都有很自控能力地把藥愛體驗只佔據生活的一部份,對我個人心理社會運作(Psychosocial functioning)只存在著有限度的影響。

可是當中是如何結構而成的價值觀促使「不能玩物喪志」的結論被取舍出來,而不是「不可一,不可再」?或是成為如電視廣告中描繪吸毒者般整個生活必定會被毒品所侵佔?作為本體怎樣去選擇及被選擇?身處於同一個地方受著同樣的文化所影響,當中為什麼某些事物會較影響到我及較引起的我注意?有什麼正在改變我對世界的理解?或究竟我是如何去理解這個世界?這些被潛藏的疑問就得將每個生命故事去拆構才能些微了解當中如盤根錯節的來龍去脈。

在2010 年尾因初嘗嗨煙狂歡的滋味,因而於翌年的 7 月在油麻地社會衛生科被診斷為受到愛滋病病毒感染,然後被轉介到九龍灣綜合治療診所作為往後 10 年覆診的地點,可是在受到那戴金絲眼鏡的女巫所下的咒語,將我的生活捆綁於失落與絕望之內,及存活於愛滋病污名所衍生出的恐懼與誤解的陰霾下,花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才能接受自己這個被受三重邊緣化的身分,可是卻沒有因此而接觸到任何社區相關對同性戀者、感染者或是藥愛體驗者所提供的支援服務,就只我一人孤獨地與這個身份搏鬥。

同時在往後的四年時間,我都把無套的嗨煙狂歡控制在大概以每月一次這個模式下繼續進行,在首二年因自我身份認同而拒絕接受適當的治療下,當然會把他人一同曝露於感染的風險,可是在大家都假設對方同是感染者的前提下,從來沒有人會主動地提及自己或詢問對方關於感染的狀況,而對方是否感染者似乎沒有比享受無套藥愛體驗所帶來的快感來得重要。直至近年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證實了,有效的治療可以令感染者體內的愛滋病病毒抑制至不被檢測水平,亦因此不會將病毒透過不安全性行為而傳染對方(Undectable=Untranmisstable),這個證實令我的想法又開始有些改變。

但為什麼會是每月一次,不是每星期一次,每季一次,或其他更長或更短的時間?首先以身體來說,每一次藥愛都要消耗很多的體能,而每一次大概需要一個月的時間才能完全回復,其間會去做些帶氧運動加快身陣代謝有助排毒,及操練負重運動去維持健美的身段,否則以我的顏值來說,真的恐怕再難有市場。同時亦會參加瑜伽班,透過肢體動作及內觀,平靜一下凡塵世間充滿慾念的心靈。與此同時,有好的體魄才能得到藥物帶來更大更好的效果,否則便會習慣了慣常的使用量,如俗語般所說「食純左」,即需要增加明顯分量的興奮劑去達到亢奮或渴望得到的效果;或持續地使用同樣份量的興奮劑而明顯地其效果減低了(《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 5 版, 2013)。

在生活習慣方面,除了減少到大概 3-4 個月才到酒吧消遣一次以外,我每日都保持晚 11 朝 7 這個早睡早起的習慣,平日亦不煙不酒。飲食方面,我都會嚴格的遵守多菜少肉及少食多餐,每餐只會食到 7 成飽或怎至感到不餓就可以,晚上 7 時過後便不會再進食。喝飲料亦會選擇少甜或怎至完全走甜的產品,咖啡亦會選擇低因咖啡豆所沖製而成的,但每天多數都只喝 8-10 杯白開水便已足夠。就此而言,在沒有參與藥愛體驗的日子,因要養好身子做好準備去參與下一場賽事,所以我的生活可能比一般城市人還要健康。

其次,使用安非他命的效果還可以加強個人自信心及專注力,並因此提高工作效率,在參與了藥愛體驗後,體力會嚴重透支,在經過了首兩三天的「融雪期」,體力便會漸漸回復過來,並開始產生這個效果。而安非他命亦會使人熱愛思考,我便把這效果用在進修上面,參悟書本上的文字來代替胡思亂想。這些功效都會隨著積存在體內的安非他命排出而逐漸消散,大概只可維持一個月時間的有效期,然後便會掉進使人感到情緒低落的抑鬱期當中,便會渴望去「充充電」成為那個滿帶自信的我。值得一提的是安非他命類衍生藥物(Amphetamine-based Medicine)是最常見用於治療注意力缺陷障礙(Punja et al., 2016),所以俱有提昇專注力的作用並不足為奇。

最後,在帶有性虐意味來說,自我抑制對藥愛體驗的參與,就似是鎖上了一個無形的貞操帶,把自己對藥愛的渴望都捆綁在內,享受那種忐忑難安的感覺。在久不久才把這條貞操帶打開的情況下,便可產生比放縱地參與藥愛體驗而無法得到的那種打破規條的快感,然後又為自己破戒的行為而纖悔及內疚。所以對於我來說自以為堅守貞潔而實行禁慾的人,都只不過是渴望因此得到比放肆地沉溺性愛中,無法得到的那種透過打破規條及禁忌時所產生的罪疚感及羞恥感,從慾拒還迎的意識下換來更大及更刺激的快感,所謂的「貞節觀」及「禁慾觀」,都只不是在樂於參與一場又一場用道德桎梏來當作無形貞操帶的性虐待遊戲。

除了自我控制參與藥愛的密度外,另一方面,令人感到矛盾的行為是,拚著那「一日未死,一日還是要生活」的想法,及受到「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進修文化所影響。我的生活不單與非感染者及非藥愛體驗者無異,更積極地為自己的將來作出籌劃,又延續了日間朝九晚六的工作,及於晚間更上一層樓地修畢了一個輔導學碩士學位課程的生活,遊走於失落與希望、痛苦與快樂、迷失與明確、糜爛與積極之間。而更重要的是我是一個賭氣的人,當社會以某一種既定的形式去描繪吸毒者的時候,我又要用事實去證明這種既定的描述當中的非必然性,而我卻要無奈地去動搖社會既定的價值觀、指出其荒謬之處及籍此說明客觀的真理並不存在。

就如我無論花多少心機及時間亦要用我那有限的文筆措藝,把這個故事重寫到合乎我想表達的意思為止,要不然在沒有任何實質回報下,何不每天參與不同的藥愛派對嗨翻天好了。因為我要秉承一直以來的信念「玩物不能喪志」,並相信現況只是權力碰撞所得出來的結果,任何人都可以運用自身應有的權力去改變認為社會上不公平的待遇,零星的一點都可能會帶來令人反思的作用,集思廣益更會引起社會注視成為議題引發討論,可是被動的等待逆來順受,現況就一定不會得到改善,相反只會繼續縱容施加殘害者高舉勝利的旗幟耀武揚威。所以希望籍著透過分享我那被受三重邊緣化身份的故事去說明同性戀權益、藥愛體驗及愛滋病感染之間跟本存在著切肉不離皮的因果關係,籍此喚醒社會對同志權益的關注那怕只是一點點,而不是只關注社群的愛滋病感染及藥愛問題,再用得出來的客觀數字繼續進行肆意的惡意喧染,卻漠視了背後整個社會對性小眾都存在著任意的踐踏與歧視。

然而法律對此亦不能提供到任何的保障,反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遙遙無期,更不用說進一步的同性婚姻合法化,如果任意的踐踏與歧視並不存在,害怕反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而影響到的又是什麼?當時移世易,社會越來越趨向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多於集體主義(Collectivism)因而引起對人權的關注與重視,同時隨著同性戀於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中除病化、於香港本地非刑事化、然後又於先進及人道的歐美各國陸續地將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及毗鄰亞洲地區開始對此議題所引起的關注。

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令到本地性小眾所明白及理解得到的是我們付出了義務卻無法享受應有的權利,認清所謂唯一存在的真理,只是以傳統、信念、權威及舊有思想所建構出來的產物,不但不能兌現承諾:「他要解救淒苦無助的人…他要援助要救贖我(他)們的性命,使我(他)們不受欺壓和暴行所害。」(詩篇 72:12,13,14),更利用釋經學將一個故事中以幻似真的內容變成鋒利的武器去惡意散播仇恨,還於 14 世紀開始成為了領頭施虐者去欺壓及排斥手無縛雞之力的性小眾,害我們於水深火熱當中,還要在繼後愛滋病感染的議題上落井下石,實在令人感到傷心、絕望及難過。

就例如後來於我某個當事人的口中得知,當藝人何韻詩公開出櫃後,他所就讀那間具宗教背景的中學,因此為學生提供了一系列的「反同」講座,講座內容除了彰顯其經典故事的真實性外,還否定了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中將同性戀去病化的決定,再用社群的高愛滋病感染率作為攻擊理據。當她逼令所有學生一定要以教會認可的方式生活的同時,卻忘記了顧及當中坐席上那性小眾學生的脆弱心靈,會因此對自我身份產生出污衊,及在講座完結後會立刻被受到同學的排斥及欺凌,今日所受到殘害的心身,將會增加了他往後的人生牽連於藥愛體驗當中然後染上愛滋病的機會,推高社群感染率的誰都不是,就是這播散著仇恨的恐同傳教士。

這樣的社會令我感覺到自己彷佛已回到中世紀及文藝復興時期的奧格斯堡、威尼斯和加爾文治下的日內瓦,身處於那如煉獄般的伊甸園,四處都是傲慢的牧人,手執火炬帶著偏見與歧視,聲稱要用唯一聖潔的火把每個懸掛在火刑柱上的男男性接觸者都燒死(Mottier, 2008),在熊熊烈火正無情地燃燒著那些遇難者弱薄的皮膚,因產生出強烈的痛楚而苦苦掙扎及發出令人心寒的淒厲哀嗚時,那些牧人還欣然地露出發自真心的會心微笑,而無辜的羔羊們噢,還懵然不知地發出天真爛漫的叫聲,似是在附和著他們的所作所為。

試問身處於這樣的一個地方,比如煉獄般的伊甸園更要使人卑屈的現在,對待性小眾的方法只是從肉體懲罰轉向減少疼痛但更具侵犯性的心理控制(Gutting, 2005),試問如果不用毒品去麻醉自己又怎能忍辱偷生?可是就算毒品如何傷身,怎或至危險得會引致死亡,亦不及以冠冕堂皇的措詞繪寫出來的偏見與歧視使人心生畏懼。如果宗教的用處只在於利用所謂神的名義去散播仇恨,然後運用其權力把異見者以任何方式(不管是身體上或是心靈上)去逼壓及殘害,為的只是去維護或證明一本故事書中的內容是正確無誤,並藉此鞏固其權勢,例如明知不是卻還要盲目地去相信及逼令所有人必須一同認同宇宙萬物都是圍繞著地球而轉,這種霸道在香港這個聲稱是多元化主義的城市中會被我理解為本末倒置。

因我深信縱使大家有幸成長及生活於同一個城市之中,上天亦會因各人的需要而賜予不同,然後因際遇的不一樣,作為本體的選擇及被選擇,結構出每一個截然不同的我,因此我們每個人不但都帶有獨特的價值,如何去理解這個世界及去演繹自己當然也沒有必然。所以在互相尊重的前設下,我們理應尊重對方與生俱來的不同,及各自生成的價值觀及取向,並可享有及履行同等的公民權利及義務。因此我個人認為在後現代主義下,宗教重要的部份並不在於其故事內容的真假,存在或是不存在,而是去闡釋當中弘揚大愛及普渡眾生的部份,比肆無忌憚地蓄意散播仇恨更為重要。因為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同性戀本身,而是在於對同性戀的仇恨(Mottier, 2008),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當用了些微的篇幅稍為表達了現處的社會,某宗教如何令我產生出憤怒、無奈、悲哀與難過的感覺後。話說回頭,在整個輔導專業於香港的社福界都被社工所支配及包攬下,大部份真正輔導學畢業的學生都被呃殺了其發揮專業的機會,如果不知道當中兩者分別的請自行打開各大院校的網站比較相關課程內容與教學大綱。當中更荒謬的是於香港擔任保安工作需要保安牌照、電工需要水電牌、地產需要地產牌、保險亦要保險牌,但任何一個人無需牌照亦可於香港擔任輔導咨商的工作,缺乏規管而將當事人曝露於風險之下,可是港府對此還可以依然視若無睹,把責任單方面的推向社工身上,在資源錯配及一筆過撥款的機制下令其服務不勝負荷越做越參差。

在這樣的背景下,當然想也不敢想過要於畢業後從事與輔導咨商相關的工作,可是天意弄人,因男同志社群的高愛滋病感染率及越趨嚴重的藥愛問題被受到社會關注,因而令到很多各式各樣相關的服務應運而生。在一次機緣巧合的情況下,又是透過隱蔽的網路空間,於手機通訊應用程序無意中收到一個招聘短訊,抱著「辜且一試」的心態下寄出求職信,而以我對男同志圈及其用藥文化熟悉的程度,輕易地便通過面試給聘請了。就這樣便找到一份與輔導咨商相關的工作,是於一間本地的社區健康組織為男同志提供戒毒服務。亦是我受到感染以來,首次接觸到相關為社群提供的支援服務,但我正要去擔當的並不是服務使用者而是服務提供者。

在「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的命運所安排下,矛盾再一次貿然地出現在我的生命中,當然內心亦盡顯掙扎。在機會難得的情況下,能於修畢相關學科後學以致用,與只要我沒有能力把當事人從漩渦中拉上來,便會比一般輔導員更容易被拉下去越陷越深之間,實在是進退兩難。但最後還是接受了命運為我所下的一項極大的挑戰,並相信它要我走這樣的路定必有它的旨意,我以為以我對男同志圈用藥文化的熟悉程度,可能可以為當事人帶來另一番更有同理心的服務體驗;我以為這次將會是一次再思的機會,讓自己走出水深火熱當中;我以為能透過這次擔任服務提供者的角色,可以將自己一同從三重邊緣化的身份中解救過來。可是事與願違,對當時的我來說,這份工作不但給了我更大更多的理由牽連於藥愛當中,還以另一種方式裡裡外外地將我的整個生活都捆綁在內,然後最終間接地把自己推向那九層樓的「陷阱」。

在剛開始於那間機構工作的同時,因想對戒藥輔導有更深入的了解,除了閱讀相關的書本外,似乎並沒有比以自己第一身身份去使用那些坊間的服務來得更直接。一如既往,又是透過隱蔽的網路空間,從手機通訊軟件發送求助短訊到電視廣告中所提供的號號「86186186」。這並不是我首次使用這個服務,在幾年前亦曾透過相同的方法被轉介到香港明愛家庭服務核下的樂協會接受戒藥輔導服務,顯然那時我已察覺到自己對被三重邊緣化的身份感到有點迷網,可是那個姓李註冊社工對這方面並沒有太大認知,所以那次就只做了初步評估後,在我的同意下,便親眼的目到那使用服務同意書,連同著我那已破碎的心一同被這個社工放到碎紙機中撕得更碎,並沒有接受到進一步的跟進。得到了這次不被期望的服務體驗後,亦不覺得坊間的服務會有幫助到我的用處,然後便對自己這個使用服務的需要不了了之。

直至因工作需要的關係,希望能透過被輔導的角色,從中領悟到當當事人的感受,那些應該於面談時做及避免去做,然後再從他人的輔導技倆中揣摩及學習一下。透過上述的方法,這次我便被轉介到位於尖沙咀的香港基督教服務處「PS33」接受戒藥輔導服務,當時接見我的那位社工是馬丁,是一名高個子的男性,衣著打扮有點前衛,我臆測他應該是中心年資較高的一位,因為在開始接受輔導沒多久後,他便躍升為中心的負責人。有這樣的安排,我猜想大概是因為當時於電話的初次會晤中,我已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即是行內稱為「專業當事人」的尋求協助者。雖說我只是初畢業的輔導學學生,但相比起缺乏輔導經驗初出茅廬的社工來說,我這個個案似乎比較複雜,因社工訓練及其課程跟本就沒有涵蓋性取向部份,整本 2017 年出版的社會工作學新論,亦無一章是關於性小眾的題目,又再次證明這個弱勢社群如何被受社會所唾棄,嚴重欠缺本地資訊及方向去照顧他們。

而我這個個案對年資深的社工或輔導員來說或許稱得上是一個考驗,我這樣說是因為每當他想嘗試於面談時,稍為運用某些輔導技巧,不論是如何的輕描淡寫,亦會在我那受過相同專業訓練的腦海中顯得很著跡,很清楚知道他說某句話的用意何在,當我稍為發現便會作出很大的對抗及否認,甚至把說話添加修飾來符合他所期望獲到的答案。而剛巧這個機構也是著重於使用敘事治療,一套我較為熟識及善於運用的輔導技巧,這個對抗的情況更見顯然,最後輔導會談只變成了閑話家常,及共同討論某些社會議題。又或許他希望從對話中增權(empowerment)於我,引導我增強自我形象、認識社會運作,繼而挑戰社會不合理的障礙 (徐永德, 2017),從而增強我的信心和能力。

所以希望籍此感謝他年多時間以來,時不時都要在輔導室內聽我「廢嗡」,作為輔導員身份的我很明白要去集中精神聆聽及分析對話中的內容並不容易,由其是要去接見一些高學歷的當事人的時候,因為他們都較有獨立思考及批判能力。而我想去順帶一提的是,相比起異性戀者的用藥習慣,男同志藥愛文化圈除了多以增強性事的快感為使用藥物的主要目的外,其體驗者的學歷也普遍較高,又再借劉凱亮博士的論文內容中的數據一用,三十位受訪者當中有十八位擁有學位或以上的學歷(Lau, 2014)。雖然這是一項質量研究,其得出來的數據並沒有代表性,但以我身邊的朋友或性伴來說,擁有學位或以上的學歷都與這個比例相約,大概是各佔一半。而再需要去問的應該是一群有獨立思考及批判能力的「天之驕子」,為何會心甘情願地牽連於一場沒有終點的極限遊戲?當中社會應該要去反思的又是什麼?

雖然這對於我來說並不是一個有效的輔導咨商,要不然就不會出現往後的事情。但最起碼他不會漠視我這個當事人,然後把我的心連同使用服務同意書一同碎掉、把我當作機構用來「跑數」的工具、或是為我提供所為的「拗直治療」。事實上,到了後來當「陷阱事件」發生之前,已玩到走火入魔,很多時也爽約沒有出席面談。而輔導員只是扮演同行者的角色,亦不能把戒不戒到藥的責任單一地往他的身上推,取決於的只有能否達成為自己需要所訂下可達成的戒藥目標,要不要完全戒掉並不是重點,其重點在於對個人心理社會運作(Psychosocial functioning)不再會因使用物質而受到太大影響,甚至把整個人生都只牽連於內。

這亦是我年多時間以來願意持續抽時間去接受自願戒藥服務的原因,否則如果還是以「教晦式」的輔導模式,或只為了符合禁毒基金的宗旨,逼令所有當事人以達成完全戒藥這個非他們所願的目標背道而馳地同行著,就如當時我工作於的那間健康組織的機構立場那樣,我想我並不會願意再踏進輔導室多一次。因這樣不但會為自己在戒藥上添加無謂的壓力,為達成不到一個不真實的目標而氣餒,更只會讓人感到被視為了「跑數」的工具,試問這樣的服務誰又會願意去體驗多次?

又或者如我當初在那健康組織工作時,曾為越峰成長中心提供關於男男性接觸者用藥文化講座,巧遇一位於那裡當社工的姓曾中學舊同學。講座後,在我倆相認的對話中,他向我分享有關其處理男同志戒藥的經驗。令我此生不能磨滅的是在言辭之間,他表露了對同性戀是人類多元性傾向其中一員的不確實認同,就由他興高采烈地分享了不單能成功協助當事人戒藥,還把其中一個個案「拗直」了這個陳述中可聽得出來。

那時他那個喜上眉梢的面部表情,露出何其猙獰的笑容,再來過慢鏡特寫唇部重播動作,咬牙切齒地說:「仲有一個個案直番。」每一字都是何等的震懾我心,在我的眼中他這個面部表情是厭惡的,在我的耳中他這個陳述是刺耳的。為何作為一個接受過專業訓練的社工,連所謂的「拗直治療」跟本並沒有科學證據證明能夠改變性傾向,反而有證據顯示它會導致當事人增加情緒問題、輕生、性冷感以及人際疏離等中度至傷重的傷害(APA, 2009)都似乎不太知曉?是的,就如之前所提及那樣,正正因為社工課程並沒有涵蓋性取向這個部份。

但我相信社工訓練絕對有涵蓋文化多樣性(Culural diversity)這個部份,每個輔導員當然亦都會有自我的價值取向,當在某個議題或文化上如果真的是認知不夠、不能完全接受過來、自覺會帶有偏頗、或及與當事人存在很大的分歧時,何不把個案轉介到提供相關服務機構或其他同事手上?為何還要用自己心中的那把尺去「度」那個當事人,然後以輔導室內不對得的權力迫使對方屈伏,交出一個你希望聽得到的答案?難道這就是所謂成功的戒藥或拗直個案?或只是正在掩耳盜鈴?而你正在為當事人所提供的是戒藥服務?還是為他那來自內化污名,本已是自慚形穢的形象中,割破一個更深更闊的傷口?進一步去蠶食一顆破碎失落的心?

又例如我每次去到九龍灣綜合治癒中心覆診那樣,每次護士都會在輔導咨商時,詢問我有關用藥的情況,明明只是前兩天才用過或真的是很久沒用,我都只會釋出善意的謊言去回應她「已很久沒用」,這個她所渴望聽到的答案。事情上,因為我知道她們既有的價值取向,對男同志用藥文化亦沒有深度的理解。再者,不論我真的有用或是停了沒有,我所說的她們跟本都不盡相信,只是循例地紀錄到病歷中罷了。在沒有真心接納下,或已有既定的取向,又何苦要問這樣的一條問題去加深彼此之間的隔膜?

與其如此去問一條沒意義的問題,何不像那次在出事之後,在我接受一個關於男男性接觸者用藥與精神狀況調查時,那個於瑪麗醫院註診的女精神科醫生那樣,她並沒有否決我用藥的需要,還一同探索了如何可以減低用藥對生活及身體的影響(Harm Redution)。打從心底的真心「接納」當事人是有能力感受到的,而這才是打開對話及建立輔導室內融洽關係的基礎,至少在對方沒有既定前設下,我會更願意地表露自己的內心世界及給予一個不經修飾的答案。請大家要明白的是在異性戀主導成長的性少眾,因長期受到社會壓迫及歧視,我們學懂了按實際需要,生成更多的自我防衛去保護自己免受傷害。

一個具批判能力的你,可能會提出的是既然我說到自己多有能力控制得到對藥愛的參與,那為何後來事情會失控到跌進那陷阱當中?我的答案是人生總是不如預期,所謂「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有些突如其來的人或事出現了,便會使你無意間迷失於自己一直堅守的那條防線。其中一個原因,就如以上提及的,於那間社區健康組織工作給了我更大更多的理由牽連於藥愛當中,可是要把我更深一層地拉入那漩窩當中的並不是當事人們,而正正是那份工作的本身。

首先,一個跟那被受三重邊緣化身份無關的理由,受到主流文化所影響,在麻目及盲目讀書進修下,並沒有首先去認清行業的發展及前景,便隨心所欲地選修了公共及行政管理。到了後來看到身邊的同事大多數都是碩士畢業,為了保持職場上的競爭力,及希望於工作多年在學校行政這個行業上或以外獲得發展機遇,而選修了輔導學碩士學位。可是事與願違,如上所述,整個社福界的職位都被社工所包攬,而在一筆過撥款下,及隨著大專教育商品化,「學歷眨值」大專生不再是天之驕子,社工畢業生要生產幾多就有幾多,在這雙重打擊下,這個行業本來就已經變得民不聊生,「助人自助」就先得去「助己自助」,更不用說身為沒有社工牌照的輔導員。

獲得這份工作本應為得到了機遇而值得慶賀,可是漸漸地發現這只不過是跳進了另一個死胡同,實在是難以獲得發展機會,收入低微亦沒有明顯可增長的空間,由其是在最低工資標準立法以後,工資與其他如保安員的基層工作並沒有很大差異,而分別在於莘莘學子卻要因此「孭」上一身巨債,面臨破產命運,為本來已是潦倒的生活添加額外的沉重負擔。當你以為這是個別事件,但其實類似的故事比比皆是,通行各業都有。難道這樣的一個社會不就是早已荒謬得,被利益既得者榨壓得非用毒品作為安慰劑已不再可生存下去的地步?就算花再多的努力繼續去掙扎求存也只會換來枉然,到了最後我可能需要透過販毒所得的額外收入才有能力償還學貸。

其次,令我感到絕望的是,當一間為同志提供前線服務的機構,得悉在現處的社會中,性小衆仍然面對著因權力的不平等分配,令他們受到制度所欺壓和剝削,生活上糟受著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及歧視時,都不願意為這被冷眼對待的一群,不用說提出倡議有關的人權議案或發起社會行動(Social Action),就連推行社區教育(Community Education)、去反映他們真實所面對到的苦況、或只是在相關議題上僅僅站在性小衆的一方都顯得「事不關己、己不勞心」或怎至要去劃清界線時,試問到低還有誰可以為這弱勢社群發聲或去支持他們所爭取的?所謂的「只做服務,取向中立」是「冇眼屎,乾淨盲」的方法去任何性小衆繼續處於水深火熱當中?還是你的個人宗教取向使你寧願合上兩眼視而不見?閉上兩耳聽而不聞?

因此,整間機構給予我的感覺是因爲男男性接觸者屬於感染愛滋病其中的高風險群之一,為了機構的存活及發展,才迫於無奈地接受這群不速之客。後來從提供服務時得悉社群的用藥情況有明顯增加的趨勢,又再巧立服務男同志用藥者的名義去申領禁毒基金,實際只為一私己慾壯大機構發展。就例如某年香港同志遊行,職員們只是享應了號召,於面書上載了一幅手執著「反歧視、撐同志。」標語的照片,在幾年後被管理層發現了便勒令把照片刪除,然後強迫同事們重拍一張手執「同志友善」標語的照片再重新上載。這樣實在是此地無銀三百兩,此做法只曝露了這間機構無論如何都要用盡任何方法,去隔絕與同志權益拉上關係,可是一間真正的同志友善機構,不就是因為明白同志於使用服務上可能會遇到歧視,所以願意在這個情況下為他們服務?難道這不正正就是「反歧視、撐同志。」?

還有的是在入職初期,管理層那位姑娘跟我說每個員工都需要幫忙於自願愛滋病病毒快速測試(Voluntary counselling and testing),鑑於我不確定感染者能否提供測試服務,便主動地告訴了她我的感染狀況。她指出按照現在的建議指引來說,醫護環境中傳播愛滋病病毒的風險極低,只要於處理血液時採取標準預防措施(香港愛滋病顧問局, 2013),縱使感染者亦可以提供測試服務。可是之後一直都沒有給我安排相關的培訓,每每有比我新的同事入職,都需要與舊同事一起去分擔這個共同職務時,就唯獨只有我一人被孤立起來,連一間為提供愛滋病相關服務而成立的機構,卻選擇首先要去把感染者隔絕,恐怕這個身份會使我在這個社會上無處容身。

令我感覺到的就像是身處在那寧養院內某一間被眾人所唾棄的房間,昏暗的環境,油漆盡是剝落的牆身,還有發自床單被套的霉味味,這裡沒有人的氣息,只有時不時隨來在門外經過那些人們的步門聲及俏俏話,每一句隱約所聲到的都只有滿帶羞辱奚落的說話,「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愛滋病是上帝用來懲罰「死基佬」的疾病」,「屎忽鬼,玩屎忽,抵撚你死。」,而所針對的再不是身份卻是整個人。為了追尋一個寧靜的角落,等待著死亡來臨,唯有逃到在迷霧裡唯一可俯瞰外面世界的陽台,坐在那藤製咖啡色的安樂椅上,看著外面四週都綠悠的樹木,猴子們在枝間亂跳互相追逐、小鹿們在蔭下依偎歇息、鳥兒們在枝上快樂地歌唱及夾雜了溪水流動的聲音,這樣的情景好不溫馨動人,可是觸景總會傷情,心中慨嘆的是連畜生況且都懂得相親相愛,不會去歧視同類的時候,難道人類就連畜生都不如?還好的是只有只要再多過數年的日出日落,便可以離開這個滿佈貪瞋癡的煩囂塵世,屍身燒成灰化成塵,隨風而散、撒土而化、播水而淨,回歸大自然的世界,到那時驕傲自大的人類怎樣用語言去為再多幾多組「三個字」所建構的,對我來說都再不存在任何意義。

由對待同志權益的辦法、感染者的平權及之前提及過的那種戒藥模式,當在這樣的環境下工作,對同是社群內一份子的我來說,這份工作不但不能把我從三重邊緣化的箝制下得到解脫,還更一步地深化了我的自我污名,越做便越感到我心已死,滿腦子都是疑惑的是難道只透過輔導室內,要求被傷害的一方作出無了期的忍讓安分守己,為著迎合社會而委曲自我地生存,這就能解決社群所呈現的問題?當我們明知這只不過是浮上水面的冰山一角,如果任由那歧視與偏見繼續放肆地潛藏於那巨大冰山下,任我們如何的努力地㓟走那冰尖,都只是在自欺欺人。

不論是從當事人的口中得知現時學校還會提供恐同講座、在其他機構的服務提供者口中所提及令他何其引以自豪的「拗直治療」、或自己於使用服務上遇到對同志用藥議題不熟悉的服務提供者、怎或至到服務於只為利益才迫於無奈掛著同志友善招牌去為社群提供服務的機構,這些相關於那單一或至三重邊緣化身份的事,都確切是同志成長路上可能會遭遇到或感受到的,或當我(們)使用服務時可能會面對到的困境及悲哀。

活在被受異性戀主宰及排斥的空間當中,首先不去說成長過程如何的嚴重缺乏社區或學校支援,而所知道的是他們都首先選擇了去做帶頭的施虐者,透過直接或間接的歧視來加深我們的內化污名,使我們要因與生俱來的與眾不同而感到羞愧。由此可見,反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實在是刻不容緩,基於多元主義下,不論大家是任何性別、性取向、性別認同、膚色、國籍、種族、年齡、傷健都理應享有被平等對待的權利。我們應該要去確保下一代,不會因與生俱來的不同而受到歧視或欺壓,或在以傳統、信念、權威及舊有思想所建構出來滿載仇恨的環境中成長。

而藥物性愛與愛滋病感染的這個社群問題,被我闡釋為是活在香港的男同志社群在這個被受欺壓的空間中唯一可令到社會關注的方法,當我看見絕大部份對同志的社區支援服務都是關於預防愛滋病感染,以至近年多了專為同志而設立的所謂戒毒服務時,縱使這些關注對於我來說來遲了 10 年。可是除了紛紛引來了一眾機構希望籍此分一杯羹之外,他們都只做服務而對同志權益視若無睹,試問在三重邊緣化那環環相扣的關係中,這些治標不治本的方法及所得出來使用服務的監控數字,真的能對解決這個社群相關的社會問題產生效果?還是只在於延續被傷害的一方作出無了期忍讓,加劇他們的成長壓力,例如同性戀者被標籤為吸毒者及愛滋病者(同性戀=吸毒者及愛滋病者),然後又被用作攻擊社群的工具,導致沒完沒了的惡性循環?是的,在這個「利字當頭」殘酷的世界中,只有這樣機構們才能如願而償,從中獲得更多「油水」,所以服務只需要做了,而從來都不需要做好;問題只需要正視,而從來不需要解決。我認我錯的並不是參與藥愛體驗或因此受到感染,因為犯禁這是我從人類的祖先呀當及夏娃偷吃了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這個故事中所學懂的,而我認我錯的是天真爛漫得對這個正在腐爛中的城市還存在著一絲僅有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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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愛滋病顧問局:《愛滋病病毒感染與醫護人員– 建議指引》(香港:香港愛滋病顧問局,2013)下載於 www.aca.gov.hk/publication/253.pdf 在 2018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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